从写博士论文起,民族主义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关系就是我的一个关注点。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每每感受到浓郁的民族主义气氛。1989年来美不久,一个美国朋友带我去观看当地棒球队的比赛,才知道赛前全体起立唱国歌,这在美国是惯例。小女儿四五岁时,一天从幼儿园回来,口中念念有词,“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统一而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权利”,让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美国这种精致前置的意识形态灌输。事实上,女儿上学后,背诵《效忠宣誓》成为每天都得重复的晨课。 和美国相比,中国学校现在举行的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普遍实行的时间要晚的多。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在仪式、教育和宣传上,美国做得自然顺畅,润物无声。 我同时注意到,在美国的媒体甚或学术话语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词泾渭分明,用途迥异。民族主义一词似乎和美国没有关系,通常只用来描绘苏东解体后的各方冲突,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反西方情绪。当然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是美国津津乐道的话题。 让我纳闷的是, 当一部分美国人狂热地支持小布什开打伊拉克的时候,当奥巴马振振有词地叫喊美国要永做世界第一的时候,当美国人将维护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当做对外干涉的依据时,却很少看到美国人对自身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探讨。分析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时,民族主义这个词难见踪影,似乎被媒体和学界联手屏蔽。 为一探究竟,我专门请教我的同事,著名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据他解释,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美国语境中,因为容易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ist socialism)相连,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所以人们一般不用,更多的时候是选择爱国主义(patriotism)一词来指称我眼中的美国民族主义。 弗里德曼教授的解释颇具启发,细细思量,在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兴起的标杆之一。同理,那些整天将美国国家利益挂在嘴上的人被捧为爱国者,如果换成中国人,早就会被扣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 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爱国者以及爱国主义,和自由、民主、人权等其他普世意识形态概念一样,被尊为立国理念,地位崇高,从小就灌输于国民意念之中,已获得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地位,美国人大多将其视为其意自明,不用证明的公理。 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爱国者》 兜了一个大圈,让我回到中国。当我第一次听到“爱国贼”的说法,惊讶莫名!感叹某些中国人对爱国者这一概念的影射和亵渎超出想象。 据说这个词的鼓吹者来自所谓的公知。而他们又被“爱国贼”们反讽为带路党或西奴。两派之间的口水仗一直没断过。 根据定义,“爱国贼”指的是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的旗号,抵制普世观念,煽动中西仇恨,鼓励过激行为,不加阻止,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暴力和灾害。 提起“爱国贼”,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清末的义和团。盲目排外,极端愚昧,毁铁路,拆电线,杀公使,戮教民,标榜刀枪不入却在八国联军前溃不成军,京城失陷,慈禧西遁,最后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天量。义和团罪大恶极,罪不容诛。 义和拳运动中的北京城陷落 · 日本《清国战乱画报》 至于引发“拳乱”的种种复杂历史因素,诸如慈禧对义和团的利用,清廷中政治派系的斗争,义和团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及列强对中国的殖民觊觎等等,已被主流历史讲述放到一边。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赵薇撤换台湾演员,美国插手南海仲裁,以及民间抵制肯德基和苹果手机等事件,引发了网上又一波围绕民族主义的讨论。时不时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情绪过于狂热,事态走向失控。 阅读此类网络书写时,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散发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这些写手往往以“理性“的化身自居,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出现,将呼吁抵制美商美货者丑化成愚昧颟顸的“爱国贼”,和时代格格不入。 如果给“爱国贼”这一概念做一谱系学分析,义和团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老祖宗,而当前号召抵制肯德基和苹果手机的人则被描绘成最新一代。 对此我将信将疑,觉得应该回头看看历史,毕竟中间隔了一百多年,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其他明白人,提倡爱国时不忘理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实早在1905年,就有中国精英对义和团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进行对外抗争的新路径。 这些人以当时上海商务总会成员为代表,提出的口号是“文明排外”,发起的缘由是抗议美国的排华条约,动员组织使用的新技术手段叫做电报,抵制美货是主要的抗争方式。为此他们专门组织了“文明拒约社”,号召礼貌文明地对待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不要把抵制美货弄成国际性的争端。 新传播技术,民族主义,中美冲突,热门话题和大众参与,制造轰动效应的要素齐备,100多年前的历史和当前何其相似! 可惜的是扒一扒精英“文明排外”的实绩,却鲜有亮眼之处。1905年5月运动初起时,群情激奋,通电纷飞,立7月20日为限,若美方不修改排华条约,即开始抵制。但是,随着截止日期的迫近,一些商人建议将期限重新解释为自此日起不再下单订购美货,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此后,截止日期再次被推迟到8月10日。随着激进领袖曾少卿于11日宣布辞职,抵制运动渐落低潮,以虎头蛇尾收场。显然,部分“文明排外”的鼓吹者在一己私利可能受损时,做出了“理性选择”。 如果当时上海的精英得知抵制美货,这种自己视为“文明”的爱国方式,一个世纪后被打上非理性的标签,一定会哭晕在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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