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国乒总教练刘国梁曾谈到张本智和现象,“因为张凌他们都在国家队待过,对乒乓球理解深,家里乒乓氛围浓厚,父母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无可厚非。对于张智和这种选手,我们更应该去鼓励。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他的父母是中国队的世界冠军,他们不一定会移民日本。但因为国乒太强大,在中国土壤里他们发展太困难。”
其实,他们在日本又何尝不艰难。
张本智和一家的羁绊,不单家庭上的拮据,还有来自外界精神上的压力。同时期日本的“漂一代”几乎都是如此。在中国,一片“叛国者”的指责;在日本,又遭受“滚回中国”的谩骂。
在之前的全日本公开赛中,张本智和在青少年组的比赛中,2:3不敌17岁的高二学生宫本春树。这让日本群众一直怒喊“滚回中国”,张本智和也为输球而痛苦流泪。
之前,国内也传着这样的新闻。张本智和来到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学校“踢馆”,结果是“1胜7负”。而就在这两天的世乒赛现场,父亲张宇在接受新浪体育采访时很无奈地说:“网上有很多不友好的,很难听的文章,说我儿子去上海踢馆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去过,上海那个球馆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而张本智和本人也表示,“肯定不是我”。
5 这是中国乒乓人选择日本漂必经的心路历程。即便是曾经雄踞日本乒乓球男一号,还担任过日本男队教练的韦晴光,也不能幸免。
韦晴光是赫赫有名的,他与陈龙灿搭档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夺得了中国乒乓球的首枚男双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1990年,韦晴光退役,并在后一年前往日本打球。
初次参加全日本乒乓球锦标赛,韦晴光在决赛中的对手是原北京队队员高志亮。在打满5局,韦晴光在决胜局反败为胜,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场比赛打得比预想要艰苦激烈许多,赛后,他在电视镜头前,泪眼汪汪,语无伦次。
这种羁绊的情感,在韦晴光妻子的两段回忆中,表露无遗:
我们从心里感激祖国,感激当年培养了晴光的中国乒乓球队。这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感情。与当年对现状的不满、抱怨一样,真实存在。体育馆路上,陈旧却群星汇聚的宿舍楼、乒乓球训练馆;挥洒在那儿的汗水、笑语;记录在那儿的奋斗、辉煌,连同大门外的鸡蛋煎饼、馄饨摊子一道,走遍天涯海角,永志不忘。申请国籍时,我比晴光积极许多,跑来跑去,一心想拿日本护照,才好买房、旅游、工作。我们和许多在日华人一样,努力奋斗,站稳脚跟后,选择加入了日本国籍。可怎么会弄得突然象成了个二鬼子似的。
98年4月,我们从菊阳搬到熊本市内。两层楼的小洋房,深咖啡和浅灰两色的外壁,门前是停车场,北面有一条养水路,一年中,大半的时间从上游流水下来,去灌溉不知在何处的水田。朝南处,留了一条窄窄的空地,勉强可称为花园。我怀着一种顽固不化的怀旧情绪,种下了两棵桂花树。我出生在桂林,桂花飘香的季节。
韦晴光 6 在1998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韦晴光代表日本参赛。与昔日的中国队友见面时,彼此竟然都心生尴尬。而在现场,韦晴光也遭遇了一片“日本韦晴光全家喳喳喳!”的声援。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韦晴光先是打败了马琳,后是赢了刘国梁,为日本队赢得了十几年未得的男单银牌。
为了生存来到日本,又为了在日本挽回尊重而打好球。这就是日本“漂一代”的痛苦挣扎。
7 1994年广岛亚运会,何智丽击败邓亚萍拿下女单冠军,怀揣着对中国队“让球”要求的不满,何智丽每赢下一个球,都要喊一声“呦西”。
这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风暴,除去体育报纸,《北京青年报》甚至《文汇读书周刊》等一批文化类媒体,都参与了“何智丽是不是汉奸”的争论。《羊城晚报》苏少泉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何好之有?》、《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痛斥何智丽是“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当时,南方航空公司刚下班的4名空姐在电话热线中,争着抢着要说话,“这样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将来肯定被丈夫抛弃。”更为恶劣的是,在得知何智丽要回国打比赛时,有人给何智丽的父母写信,说让她父母转告何智丽别来参加天津的比赛,否则,“有来无回”。
1994年亚运会,何智丽(右)、邓亚萍(左)决赛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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